张晓刚：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精准对接部队战建备治人才需求，依据新的军队院校教育培训任务规划，科学制定招生计划，主要有3个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养培育，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2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从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3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另外，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展新兴技术领域人才培养。

当地时间6月9日，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茂物，印尼野生动物园举行“大熊猫母子亮相仪式”，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仔“里奥”与母亲“湖春”一同公开亮相。这只大熊猫宝宝于2025年11月27日出生，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陶”和“湖春”。“里奥”的诞生，填补了印尼大熊猫人工繁育的历史空白。图为“里奥”在玩耍。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2020年秋冬之际，由中央政法委、教育部联合主办的“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专题系列讲座再次走进高校，政法实务专家走上讲台，深入宣讲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司法实践，协同培养卓越法治人才。根据此项工作安排，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和二级大检察官、最高检副检察长陈国庆先后于2020年12月14日和12月16日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授课并与大学生互动答问，回应当代大学生的法治关切，深入探讨中国法治问题。

张军：非常感谢东冉同学。这是一个涉及法理的好问题。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特色。以德治国靠什么？靠的是道德教育从娃娃抓起，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的要求落实，学校、社会、家庭都要承担责任、共同努力，更加务实有效地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靠的是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唯有运用、执行好法律，方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也只有将法治和德治紧密、有机结合好，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司法实践中，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司法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司法办案的重要指引，使司法活动不仅符合法律规范，更建设培育社会主义道德水准，以司法引领、促进全社会道德建设，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生动实践。

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检察机关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中央部署要求的政治责任，一个发力点是道德和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确保法治副校长有用有效。如何将纸面上的“法”、案例中的“法”，转变为未成年人笃信、笃行的法律意识，引领青少年提升道德素质，让法治精神、传统美德真正抵达孩子内心？最高检领导躬身践行，率先垂范。2020年9月，张军以“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为题，与北京市第二中学师生共话未成年人保护，北京16区的师生代表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在“云端”听课。这已是张军连续三年秋季开学季到北京二中讲法治课，受到师生欢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截至2020年9月，全国共有3.3万余名检察官在4.5万余所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其中，有32个省级院检察长，省级层面实现全覆盖。针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这一深刻变化，各地检察机关积极组织骨干力量研发精品课程，创作动画、动漫等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作品，打造标准化课件库，努力提升法治、德育宣讲质效。疫情期间积极开展线上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宣传，利用各种方式与学生展开互动，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各级检察机关还立足检察职能，在讲好法治课的同时，积极回应学校需求，通过为学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参与化解矛盾纠纷、开展临界预防、参与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支持、促进、强化学校以社会主义道德培育学生，协助学校解决安全隐患，共同创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在抓好娃娃教育的同时，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在办案中引领提升道德规范。2020年12月25日，最高检党组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指出：“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办案来引领、规范社会行为，是司法机关应承担的使命。检察机关在履职过程中也应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促进形成全社会普遍认可、充满正能量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更好守护公平正义、弘扬美德善行。”各级检察机关在履职办案过程中注重价值引领，促进全社会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通过办案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用法治的力量引导人民群众向上向善。如“杭州一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由自诉转公诉，被社会各界认为是维护公民正当权益、落实民法典人格权保护的积极作为，彰显出检察机关维护网络秩序、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自觉，同时也警醒世人：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同样应遵守公序良俗和法律规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网民。再比如，2021年3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规定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近日，“辣笔小球”仇某贬低、嘲讽卫国戍边的英雄烈士，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同时，为维护英雄烈士的合法权益，在军事检察机关的支持配合下，南京市检察机关决定公益诉讼立案并开展调查。此前，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检察院对当地居民曾某侮辱救火烈士的行为，依法提起侵犯英烈名誉权的民事公益诉讼。这些案件的意义重在从法律层面对当事人的侵权责任予以确认，引导全社会尊敬英烈、崇尚英雄、崇德向善，实现了起诉一起、警醒一片、教育和影响社会面的良好效果。

张军：谢谢禹涵同学。法科学生更应关注社会现实，在实践中提升法律智慧。您关注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高度重视的金融风险问题，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也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加大防范、惩治力度的问题。对于防范金融风险，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多次进行专门强调。司法不能仅仅消极地受理、办理具体案件，更要能动、积极地反映社会需求，在司法过程中，研究分析倾向性问题、社会治理问题之所在，以检察建议、以典型案例引领向社会发出预警防治信号，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天气预报’，促进防范各类金融领域的“黑天鹅”“灰犀牛”，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人民群众在金融活动中的合法权益。这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

2019年，最高检结合相关办案调研发现，当前查办金融犯罪特别是涉众型金融犯罪，不仅动用大量行政资源、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而且犯罪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挽回，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为此，最高检向中央有关部门发出了“三号检察建议”，与相关部门一起强化源头治理，促进有效监管精准跟上、落实，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

习近平总书记就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最高检围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明确提出：刑事追究只是最后的惩罚手段，应抓小抓早，防微杜渐，通过办案助力金融环境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2019年6月27日，最高检围绕及时发现查处金融违法犯罪活动向中央有关部门制发了“三号检察建议”，推动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行政监管，强化源头治理，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或者初始阶段。

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在办案的同时，坚持惩治结合，以惩促治，注重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监管环节缺失等问题，为加强金融监管、深化治本举措纷纷发出检察建议，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贡献检察之智。其中，上海市检察机关通过精办大案要案、制发检察建议、加强理论研究、开展司法协作等方式，有力打击犯罪、防控金融风险。截至2020年10月底，上海市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金融犯罪案件500余件800余人，受理审查起诉800余件1500余人。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何挺：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诉学界最关注的话题。从张军检察长2020年10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专项报告来看，该制度在全国的适用率并不平均，包括现在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比率以及量刑建议被采纳的比率都不太平均，而且在不断变化过程中。请问，从该制度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适用比率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检察机关是如何考量的呢？首先看刑事案件的整体情况：当前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缓刑案件比例都比较大，也就是说现在多数案件为轻微刑事案件，占到80％左右；80%以上的案件是认罪的案件，所以是两个80%。也就是说，80%以上的案件，只要认罪认罚都可以适用这个制度。其次，最高检在2019年提出了一个70%左右的适用比例，就是要求各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达到70%左右的适用率。这个适用率，基于上述两个80%，是有科学依据的。

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

当然，我们也强调，适用的同时，要保证办案质量和效率。要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特别是保证被告人自愿认罪，案件处理得更合法更公正。目前，关于量刑建议采纳率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检察官提量刑建议也需要一个适应过程。比如盗窃、伤害等具体情况下具体分析量刑，确定刑量刑建议是有可能的，而且是比较可信的。下一步，主要是加强培训，提高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水平能力。

经历司法实践检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丰富了刑事司法与犯罪治理的“中国方案”。新时代，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有内涵更丰富、水平更高的需求，希望司法政策与时俱进，期盼社会长治久安；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必须遵循司法规律，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推动案件繁简分流。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党中央决定建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着眼于提升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更着重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罪犯改造。2018年10月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承担主导责任，不仅是诉讼的承上启下的枢纽和监督者，而且是罪案处理的实质影响者乃至决定者。为了最大限度地激活这项制度，在2019年8月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会上，最高检提出，到年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当月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70%适用率的目标，来自于司法实践的支撑。办案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比例达到80%左右，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在这类案件中，绝大多数被告人85%以上一审宣判后不再上诉，认罪、认罚。对此类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程序分流，符合刑事司法简案快办、难案精办的趋势。

检察机关在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程中强化与相关执法司法机关协作配合；立足批捕、起诉职能，切实履行指控证明犯罪主导责任；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确保依法准确适用；强化内外部监督制约，防范廉政风险；加强政治、业务建设，着力提升办案能力。最高检专门制作法治宣传片，以浅显、新颖的动漫形式阐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公安部大力支持下，2020年7月起在全国看守所、派出所、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循环滚动播放，一些犯罪嫌疑人受感召后主动认罪认罚。

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专题听取最高检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对检察机关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工作给予充分肯定。2020年12月1日，最高检下发通知，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提出十个方面28条贯彻落实意见，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对照审议意见和专项报告要求，有针对性加强和改进工作，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高质量、更好效果适用。

张军：谢谢莫野同学的这个问题。家暴问题确实值得重视，现在不仅有“男家暴”，也有“女家暴”。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家庭暴力等案件时，要从司法办案引领促进和谐家庭关系建设、以检察建议为保护家庭弱势方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社会环境，预防相关违法犯罪。比如，2018年10月，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在认真分析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后，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第一份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围绕“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我们还会同教育部等8部委出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与公安部、教育部共建教职员工入职前查询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制度，探索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督促和支持起诉、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等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中均予采纳。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特别强调检察机关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重新犯罪预防工作等依法进行监督。检察机关要没完没了督促“一号检察建议”、强制报告、入职查询、从业禁止等措施的落实，不让“大灰狼”进入“小兔子”的安全空间，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当前，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生活压力与日俱增，家庭暴力也呈现出多样化和持续化的特征，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检察机关在妥善办理相关案件的同时，也在积极加强与有关方面协作，共同完善社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预警分析、社区调解等制度，以预防为主，调解为先，争取将家庭暴力化解在形成之初，解决在萌芽状态，促进社会治理。

2018年10月19日，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历史上第一份由最高检直接向国务院组成部门发送的检察建议。“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全国检察机关与教育主管部门联合进行实地督导、明察暗访，检查中小学校、幼儿园3.86万余所，监督整改安全隐患6600余个。最高检会同教育部赴8个省区市进行督导，有力推动了校园安全制度的落地落实。2019年，媒体曝光的几起侵害女童事件令人揪心，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再次凸显。对此，最高检态度坚决，强调“一号检察建议”要“没完没了”抓下去，以此为抓手，助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的落实。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一号检察建议’已成为撬动检察机关开拓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要杠杆，成为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的重要牵引。

2020年5月7日，为完善机制，及时干预，严厉惩治、有效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推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最高检与国家监委、公安部、司法部、教育部等8部门会签下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强制报告意见》明确规定，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有性侵犯罪前科的人员持续性侵学生案件。各地检察机关经过探索实践，证实开展入职查询制度是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2020年9月18日，最高检联合教育部、公安部共同发布《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查询意见》明确规定，中小学校、幼儿园新招录教职员工前，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在授予申请人教师资格前，应当进行性侵违法犯罪信息查询，对具有性侵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不得录用或者不予认定教师资格。《查询意见》还明确规定了入职查询范围、适用入职查询的人员范围、查询方法、查询结果的应用及追责等，从源头上把“大灰狼”挡在校园之外。

2020年10月，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审议通过。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把近年来最高检会同相关部门力推的“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相关机制以及禁止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或者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检察政策，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并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保护更重责任和更高要求。并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等依法进行监督。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补充”。司法机关应当审慎对待每一个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充分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如果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在经营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追究，让其付出相应代价，但是“稳企业、保就业”应当在依法办案的同时，注重尽量不要让这个企业垮掉。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负责人很关键，如果不审慎对待，可捕可不捕、可判实刑可判缓刑，捕了、诉了、送进监狱，这个企业很可能就会垮掉，影响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就业，还会影响当地的发展稳定。依法不捕、不判实刑，在依法办案前提下，采取从宽的办案方式，同时严格对企业进行依法治理、管控，是现代治理的有益探索，检察机关在组织试点。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起与企业合规制度相融的检察工作制度，以丰富的检察实践，助力刑事追诉立法、司法、执法不断健全完善，适应经济社会更好、更稳、更高质量发展。

民营企业创业艰辛、发展不易，更需要、更珍视法治的呵护。最高检特别提出，检察机关要当好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老娘舅”。2020年的两组办案数据体现检察机关对民营企业的厚爱：依法从严惩治危害非公经济发展的犯罪，起诉侵害非公有制经济的犯罪同比上升3.2%；依法从宽处理非公经济人员经营环节的犯罪，不捕率较总体刑事犯罪不捕率高出8个百分点。

严管又是如何体现的？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时，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这些政策要真正落地，后续工作就应当跟上：谁来促进、检查落实涉案企业自我规范、守法合规经营？而不是简单的“案结事了”，经营中的违法犯罪可以不付出成本、只付出很不相称的极低成本。如果这样，对所有严格合规经营的企业而言，是不公平的，实质是不正当竞争，也无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在这个大背景下，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3月，最高检启动涉案违法犯罪依法不捕、不诉、不判处实刑的企业合规监管试点工作，并确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山区检察院，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宝安区检察院，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山东省郯城县检察院为试点单位。目前，最高检还对此专设指导组深化研究、加强指导，积极探索、努力推出既体现从严司法，让违法犯罪付出应有代价，又最大限度降低追诉成本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规制度，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我在福建主持了一起公开听证申诉案件，清华法学院的张建伟教授作为听证员参与、有力支持了这次听证。这起听证案件的效果很好，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这是一起涉及定性上是商业欺诈还是刑事诈骗的当事人申诉案件。申诉人坚持主张起诉欺诈人，当地检察机关认为证据还不够充分，当事人便从基层检察院一直申诉至最高检。我作为主持人到福建主持公开听证，在各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做到了案结事了，当事人双方各自尽到了法定义务，企业重新恢复活力。如果这起案件在基层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诉决定时就进行公开听证，可能就避免了当事人踏上为期三年的申诉之路。由此，公开听证的必要性充分凸显，该制度的优越性也充分显现。

新时代，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一段时间的检察实践表明：检察听证已成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治理、落实司法为民、提升检察公信的有力抓手，实现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的重大举措和有效途径。2020年以来，张军、童建明、张雪樵、陈国庆等最高检领导，率先垂范，带头主持公开听证。各级检察机关也普遍开展公开听证工作，检察长带头主持公开听证，推动这项制度进一步落实。

2020年10月，最高检发布《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检察机关以听证方式审查案件工作。《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召开听证会的案件范围，即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拟不起诉案件、刑事申诉案件、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公益诉讼案件等，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需要当面听取当事人和其他相关人员意见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召开听证会。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需要核实评估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是否具有社会帮教条件的，可以召开听证会。

6月8日至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也是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此访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达成重要共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

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这一重要宣示，彰显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为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进一步夯实基础。

鉴往事，知来者。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会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这4点意见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为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提供思想指引和实践路径。

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历史上，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相交相知、亲密无间。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多次会晤，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共同擘画中朝关系发展蓝图。双方要发扬高层交往的优良传统和引领作用，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

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和时代变迁的考验，不断发展，历久弥坚，深入人心。此访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谒中朝友谊塔；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执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的一株枞树；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植树标识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面向未来，双方要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要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

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共同出席多场活动、共同种下象征友谊生生不息的枞树……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日至9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其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社论称，“习近平同志此访具有深远意义”，“不断深化发展的朝中友好关系具有强大生命力”。

中朝两国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这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朝方以“最隆重礼遇欢迎最尊贵客人”。这不仅展现出中朝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也表明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

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会谈，对中朝关系给予高度评价，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金正恩总书记表示，“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这些重要表态向外界传递出中朝携手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强有力信号。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国和朝鲜都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中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如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

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关键在于最高领导人领航掌舵。习近平总书记表示，愿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中方还提出，以《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双方高层常来往、多走动，将有力强化中朝政治互信，为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作为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同行者，中朝都面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国家全面发展的任务。进一步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既是现实所需，也契合人民期待。中国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今年第一季度，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14.3%。习近平总书记这次提出，两国要“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这些举措将进一步提升中朝合作水平，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不断彰显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和光明前景。

作为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在促进地区长治久安、世界和平稳定方面有着共同追求。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双方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分析人士认为，中朝丰富高水平战略协作，为双边关系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

新京报讯（记者张静姝 通讯员王新格 孟俊龙）欠债90余万元不还，被法院限制高消费后，被执行人张某仍通过非法手段多次乘坐飞机、高铁。在被处以罚款、司法拘留后，张某依然拒不履行债务。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六个月。该判决现已生效。被执行人张某自2018年至今，在通州法院有数件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总执行标的本金部分达90多万元。通州法院对被执行人张某采取各项执行措施，包括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但因未查找到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案件均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经申请人反映，张某经常在北京、成都、上海等地往返，怀疑张某可能会乘坐飞机、高铁等交通工具，违反限制消费令。通州法院经核查发现，张某在2023年至2024年期间，多次通过非法手段购票乘坐高铁、飞机，情节恶劣，决定对张某罚款十万元。但张某并未按时缴纳罚款，也不履行债务，且继续通过非法手段购票违反限制消费令。为严厉惩治张某规避执行的行为，通州法院通过与公安机关联动合作，排查出张某经常出入的消费场所，经过多日蹲守，最终将被执行人张某拘传至法院。谈话伊始，张某态度强硬，执行法官随即向张某出示证据，在充足的证据面前，张某对其多次违反限制消费令的行为供认不讳，通州法院决定对被执行人张某采取为期15天的司法拘留措施。但拘留到期后，张某仍未主动履行债务。根据相关规定，被执行人违反人民法院限制消费令，经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后仍拒不执行的，应当认定为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张某多次违反限制消费令，且被采取罚款、拘留措施后仍拒不执行，公然挑战司法权威，通州法院随即固定证据，将被执行人张某构成拒执罪的相关线索材料移交至公安机关，后检察院对该案提起公诉。通州法院审理认为，张某明知被本院采取限制消费措施，仍多次通过非法手段实施乘坐飞机、高铁等高消费行为，公然违反人民法院限制消费令，经本院对其采取罚款措施后，张某仍多次乘坐飞机、高铁，继续公然违反人民法院限制消费令，经本院对其采取拘留措施后，张某仍拒不执行，属于对于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该判决现已生效。编辑 杨海 校对 柳宝庆